《漂在东莞十八年》__第九章__丑小鸭蜕变成白天鹅__第一部分

      蛹蚕化蝶，努力的结果是有了一些成绩，文学改变了一个女人的人生。

      吟香诗社办得红红火火，人气甚旺，我的诗歌也被不少诗友和读者摘抄，我也因之交了不少爱好文学的朋友。这段时期是我写作最丰收的季节，广东的打工杂志大都有我的诗作和散文。在这个百多人的诗社中，我的诗曾一度好评如潮。常常有不认识的读者给我写来热情洋溢的信，激励我走向文学的圣殿。

      读者们那么喜爱我的诗，这给了我莫大的信心和鼓励，我想，我的诗歌一定有市场需求。为了出版自己的诗集，1993年元旦节那天，我与同事陈昌志一起去邮局，把七千元钱和沓厚厚的书稿寄给了北京民族出版社。走出邮局的那一刻，我的心像被掏空了一样，那是我两年来辛苦积攒的血汗钱啊！回到工厂办公室，厂长开玩笑地说：“阿英，这下好了，你的钱寄出去也没了，你的诗稿也没了，可千万你的书也要出版不了也没了呀！”那时我的朋友都不知道出书是怎么回事，身边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1993年的东莞，还是一座没有成立作协也没有一家出版社的二级城市，难怪我的诗友和工友不理解。

      次年6月，千呼万唤，我的诗集《漂流花季》终于载着三只青鹤从北京飞临我的案头，封面是蓝色的，三只展翅飞翔的青鹤，承载了我的理想。我高兴得泪眼模糊，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打工妹。当我把出版的诗集寄给远在江西老家已为人母的荣时，荣激动地哭了。她在信中说：“我们这群快乐的丑小鸭终有一个飞了起来。”

      诗集首印三千册，没到年底就脱销了，仅我所在的工业区就创下了一天内销售三百册的纪录。节假日，我亲自拿了诗集到常平的一些工业区、厂区去做签售活动，对比一些专业作家出书难以卖出的情形，我是幸运的。我知道，我所写的这些诗歌，并不比那些知名诗人、专业作家写得更好，而是因为我道出了我们这些漂在异乡的打工者的心声。

      同年9月，好消息不断传来，妹妹顺利考进了县城二中，弟弟考入了吉安师专中文系。这实在是天大的喜讯。我想：“该我家花钱的日子还在后头呢！不过，能让他们圆我的大学梦，值。没钱，有父母和我们三姐妹扛着，应该可以应付得了。”

      记得1993年10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广东卫星广播主持人白雪的邀请，电话直播采访我打工成才的事迹。那天我讲了两个小时，把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原原本本地讲给收音机前的听众，并与听众连线，四答听众的问题。一个南开大学的女学生问了我一个问题。

      她说：“你每天那么努力工作和学习，你的动力之源是什么？”我的回答很让她很失望。我说：“我只是需要，觉得女人除了工作，应该还有自己的爱好和兴趣，仅此而已。”1994年元旦节，广东卫星广播“打工明星耀珠江”栏目播送了我向打工朋友拜年的贺信。听主持人白雪深情款款地读完我的信，我的泪无声地流淌下来。

      我要离开我深爱的这片土地，回到家乡去。作为一个已为人妻、将为人母的女人，面对生育与升职这两个问题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生育。

      我知道，作为女人，就一定要有牺牲，这种牺牲是每个女人都要经历的。我牺牲的是我那份开展得很好的工作，以及前方看得见的机遇和前程一。我的前方铺好了一条路，而我却要提前退出这个舞台，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回到老家能继续我的文学梦吗？

      走之前，小桦送了我一条丝巾。春霞是惠州总厂的财务，经常过这边厂里来和我对账，她送了一条自己亲自编织的网状三角形围巾给我，很漂亮。我拿了与她们每个人的合影，像宝贝一样带回了江西老家。

      《东莞日报》文艺部编辑主任李逸江老师在他的《打工诗人的卖书生涯》报道中这样写道：

      1994年6月，新华社发了通稿，报道了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打工妹汪雪英写的诗集《漂流花季》在北京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全国至少有百十家报纸刊登了这一消息。不久之后，广东的《佛山文艺》丛刊《外来工》杂志主编刘宁老师又为她发表了一条书讯，从此，打工妹汪雪英成了青年女诗人汪洋，在全国出名了。

      我知道汪洋，是一位来自江西永新县的农村打工妹，只有初中学历，但从来没有见过面。她曾给我写过几封信，地址是常平镇某管理区一家杂货店。我以为她成了杂货店的老板，就要求她在信中把电话号码告诉我，以便随时联系，谁知她毫无反应。

      今年10月中旬，我打电话给我在常平镇桥梁餐厅的朋友刘利民先生，请他帮个忙，找一找她。当天下午，我到了常平镇，在刘利民先生的带领下，终于见到了汪雪英，原来她并非什么杂货店老板，只是租住了杂货店后面的一间出租屋，如果我打电话给她，就算是传呼，杂货店老板也要收她一元钱。

      八十年代，南下大军如滚滚潮流，汹涌澎湃。我曾在1986年写过一篇介绍南下打工妹的文章，叫《N妹在东莞》，发表在《黄金时代》杂志上。我按照当地群众的习惯把来自外省、外县的女民工称为“Nan妹”，虽不算准确，却绝无褒贬，在神州大地，南下打工是十分新鲜的事情，一个打工妹写了诗，就更加值得骄傲。

      眼前的汪雪英，完全不是我想象的样子。我想象中的打工妹，身穿统一工作服，发梢上戴着一朵鲜艳的红花，配着耀眼的厂徽，出入于工厂车间，在大街上流连徜徉，端坐在电影院里——一群无忧无虑，神采飞扬的年轻姑娘。而这位不到三十岁的汪雪英，穿着一身非常朴素、十分整洁的衣衫，狭窄的出租屋里，正为出生才五个月的儿子洗澡，原来她早已辞了工，暂时做了家庭主妇。屋子是陈旧的，狭窄的，只有几十平方米，住着两对夫妻六口人。这是常平地区常见的十二椽瓦（当地农民叫十二坑瓦）砖房子，月租一百三，住着两家人，没有更多摆设，没有电视机，没有报纸杂志，写作的桌椅同时也是吃饭的桌椅，只有一台小型收音机，收听广播和国家大事，煮饭的炉子散发出一股刺鼻的煤油味。

      汪洋的感情表达式方式不是那种兴高采烈的，大喊大叫的。对什么事物，她都显得很有节度，成竹在胸，没有特大的抑扬顿挫，更不是哗众取宠，而是不亢不卑地、准确地、清晰地甚至是平静地叙述。仔细听，仿佛一道美丽的山涧清泉，汨汨流淌，显示出一个女人成熟的风韵。对于一个普通打工妹出书这件大事，她说只是做了一件平常的事，书全部卖了出去，她没有亏本。没有亏本就是有钱可赚，赚多少，她没说。她的本意也不是赚钱，找到了这种情感表达方式，已经足够。她说话的语气异常平淡，仿佛是叙述一个平常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