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在东莞十八年》__第六章__漂在东莞的日子__第一部分

第六章 漂在东莞的日子

女儿大了总是不中留的，我的父母跟全国所有父母一样，也巴不得我早点儿嫁掉，嫁个好男人，像他们那一代一样，生儿育女过一辈子平淡而幸福的生活。

年底，我回了江西老家，春节期间跟我的表哥秋锋结婚了。结婚在当时是顺理成章的事。秋锋等了我六年，从来都没有过别的想法，一心一意追随着我的脚步。

婚礼是正月初四举行的，那天还闹了一些不愉快。晚上躺在新房的婚床上，想着以后的日子，不知是因为少女时代的告别，还是少妇时代的开始，我哭了，害得秋锋慌了神。不巧的是，我每个月的月事在新婚之夜也来了。秋锋守了我一夜，我也哭了一夜。心情是淡淡的，甜甜的，酸酸的，真不是滋味儿，也许只有做新娘的女子能理解。总之，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那么难过。

那年正月，我们顾不上度蜜月，农村人没有蜜月，打工者更没有蜜月，秋锋要回厂，我也跟着来了。他在常平。我回到大朗那家厂，当月就打辞职报告。再次回常平，先在司马村的骏洋玩具厂做文员，有电脑用。两个月后升任仓管，工资加到五百五十元，还包食宿。吃得不太好，但住得不差，为此我还介绍了一个老乡进厂。升任仓管之后就没电脑用了，我很不乐意，我刚学会电脑用不上，到时又会忘得一干二净，真是不甘心。

那时，会电脑是一门技艺，今天就不是了。个个都会电脑的年代，人们不会理解我们当年的心情。你想想，我学的那么辛苦，而后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让自己有电脑使用权的公司。居然被老板告知，可以给你升职，长一百元工资，然后离开你心爱的电脑吧，你还笑得出来吗？加这些工资给我到底有啥用呢？我看中的可不是这些钱，而是学有所用。没电脑用，心里一直不是滋味，耿耿于怀，但工作还是要努力完成的。老板说货仓是他的另一只“眼睛”。

仓管的工作你会做就轻松，不会做就辛苦，甚至连物料放在哪儿你都不知道。

我是会做的那群人之一凭着较好的记忆力，而且从旧厂搬到新厂时，所有的物料都是我亲手编号，亲手摆放的，加之我在建达厂做过那么多年的流水线作业，对物料清楚得很。所以，我经常没事的时候在货仓里写诗，只要没人来领料，就是我的天下。当然，有时别人已经下班了，我还要等供应商来货、验货。吃饭多数不定时。即使这样，并不影响我的好心情。相反，我为自己能成为老板的“眼睛”而开心。

两个月后，我最终选择了离开，那里的本地主管很霸道，他每次跑到货仓都把东西乱七八糟地放在那里，也不给我点数就走了。我找他要数量，他不给，后来反过来找我要数量，我说你都没给过我数据，我拿什么给你？他就与我吵，吵不过我，就回家不来上班了，车间一百多号人他也不管了。老板为了留住他，也没跟他计较，叫我以后少理他就是。那个本地的主管见我轻松就经常捣乱，有一次去老板杨先生办公室那里告我整天在货仓里写稿子做私事。老板杨先生听完后，笑得东倒西歪，给了他一句这样的话：“仓管，会做的人天天玩，不会做的人累死了还让人不满意。她能有时间写作，证明阿英她做得好，不然，这么多的料，连放在哪都找不到。”这句话是被我老乡彭小凤进老板办公室领绣花线时听到了，下了班回来偷偷地讲给我听的。

我很佩服我的老板杨先生，几年时间从无到有，到公司上亿的资产，六十多岁的人整天在办公室设计新产品，常常是办公室通宵亮着灯。别人也许有了钱就学会享受，玩女人，他是那种夫妻一起打天下创事业，对老婆特别好的老总。六十多岁了还不断地学习英语，直到自己可以流利地跟外国人交流、谈判。他艰苦创业也真是很不容易的。跟那个主管吵了几次后，我累了，不想再跟他无谓地吵下去，也是为了想再找一份可以有电脑用的工作。

之后，我到了一家五金厂做了十三天文员

每天一大早，我就要做大量的工作日报表，计算每个员工的产量并登记造册，刚做的时候上手较慢，成天跟那些数字打交道，还要到啤机车间去测试员工生产速度，而后算出一天能生产多少成品，忙得像个陀螺一样团团转。枯燥的数字，嘈杂的机声，拿个手表到车间去测时间，湖南女孩红英每天把我做好的报表检查一遍，没问题就上交，有问题就指出来让我改好。红英满口广东话，说得很标准，他们在一起工作讲的全是白话，我有大部分都听得懂，我的工资却只有三百五十元，红英有四百五十元，比我高，但她不满足现状。过了几天得知红英也是我们吟香诗社的成员，诗虽然写得一般化，但她还读过高中，我天真地什么话都对她说，毫无保留，很幼稚地深信不疑，写诗的女孩心灵一定很美。说实在的，我也比较欣赏她，她比我能干，有工作能力。她也是才进这个公司三个月，也属于新人。

下午两点钟后我一般在办公室接听电话，大事小事都要我去找人，有许多电话都是别的厂家打来的，大多数电话都是追货的。我的上司林先生总是让我应付，告诉人家车已经把货运走了。其实，货根本没运走，有些甚至没有做出来。老是骗人，我实在不舒服，也不知道那公司上怎么搞的，做得有点烦。我是个诚信的女子，不喜欢骗人，但我又不能不听他们的话，挺拐扭的。

那个厂一天到晚有一股子塑胶味，很浓，让我每天有晕眩的感觉。再说这份工作让我做得好压抑，便觉得一点儿也不适合自己。做了十三天，还没有适应公司的环境。以往，我在别的工厂做新人，最多一个星期就会与人混熟，但这个厂却不行。我觉得这里不适合我的未来发展，我应该去一个我喜欢并适合我的地方工作。

那一天，刚好我的老乡宝梅告诉我，她们周氏厂要招文员，让我去试试。我便向厂长请了半天假，去我向往已久的工厂应聘。周氏厂很大，员工的工资待遇也很高，我非常想进去做品质部文员。那天一共有十个应聘的，个个学历比我高，有的是高中学历，有些还大专学历。先是考试，给了两大张卷子，许多高中的数学题，我一看就傻了，根本不会。但语文很容易。第二关是拿了他们公司生产的收音机的英文说明书让我翻译成中文，并要读出来。国际音标我还学得不错，以我当时的水平倒是没费什么劲就交了完满的答卷。当他们要我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翻译时，我直言相告，有些英文单词我也不会，只是读下去，连蒙带猜做对了题而已。

我们这一代人，大几岁的许多大学生英文学的不怎么样，有些还没怎么学过英文，所以虽然我学历比人家低，但还占了优势，这是主考官没有想到的。我被录用了。真是开心极了，马上跑去告诉宝梅说我明天就可以跟你一个厂上班了。

回到公司，我告诉红英，说我要到周氏厂上班了。红英问了我一些基本情况，我把事情经过说了，说就等着次日过去谈定了工资待遇，再回来辞职去那边上班呢。

也许我高兴得太早了，第二天，我请了假一早就去了那个公司，得到的答案是香港那边的经理不想见我了，昨天说的不算，她们让我回去，说这事至此为止。我愣了，怎么回事呢？昨天不是说得好好的让我今天来公司报到上班的吗？

我找到宝梅和在该厂做人事主管的九江老乡陈先生，他们很无奈地告诉我，说红英知道你要来后，就在昨晚打电话来说你在她现在的厂里做得不好，才几天就想着辞职走人，对工作心猿意马，这样的员工你们怎么能收呢？他们说原来红英就是这个厂出去的，是陈先生炒掉的。她跟了品质部经理那么久，她要是说你不好，不是好员工，她的老上司听她这么一说，人家还会要你吗？你被人算计了。

经他俩这么一说，我如梦初醒。原来职场中人心险恶，被我碰上了。怀着失落的心情回到厂里，下午上班，老板娘就叫我收拾行李走人，说你不是不想在我们这里做了吗？早走早好。我无奈地回到宿舍，收拾行李准备走人。红英来了，她居然还来假惺惺地问我：“阿英，你那边要上班了，恭喜你啊！”

其实到袁山贝上班，我也是百般无奈。那天，我从五金厂出来之后，便把行李放在老乡那里，次日清早我便四处转悠，不经意地转到了袁山贝，很顺利地进入那家名叫“大众”的玩具厂。当时那家玩具厂招文员，刚好有个女孩不想做要辞职。

记得面试那天最有趣，厂长袁先锋问我：“你以前有没做过文员。”我说：“没有。”他说：“那你怎么会做？我们要会算工资的。”

我说：“我原来那家厂都是我们这些做组长的算工资，不就是加减乘除嘛！你还有什么更难的吗？初中生都会的呀！”

他又问：“那你以前做什么？”“生产线管理，仓管也做过。”我答。

他又说：“你会不会讲白话？”我说我会，并现场对答了几句。他见我没问题，又拿着我的身份证来说：“你年龄太大了，小一些就好点。”这话像是说给我听，又像是说给他自己听。

他说：“那你写份简历来看看吧。”他心里却想，你简历上写的字不好我就有理由不要你。出乎他的意料，我字写得并不比他差多少，他对我满意了。问我想要多少工资，我说我以前都有六百元了。他笑了：“我们公司刚进来没有这么高，只有三百五十元，你做不做？”

我说：“这么低，谈都不用谈。”说完我就开始走人。他们在场的几个人都叫住我，袁厂长说：“这样吧，我跟香港那边打个电话，下个月给你加到五百多，如果愿意我就打电话。”

我说：“那好吧，只要不是太低，可以考虑的。”他打了电话给老板，把情况一说，老板满口答应。我就这样开始了漫长的办公室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