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在东莞十八年》__第二章 天上掉下个好事情__第四部分

刚进厂时，我们住的地方跟上班的地方相隔至少三里路，每天天不亮得起来洗漱，而后在路边打个早餐也就是买个两角线的馒头，边走边吃，晚上七点多下班，如果加班便要到十点下班。我们那个车间加班，这还好，人多，不怕走夜路，但轮到小翠她们车间加班，我们这些不加班的，还要在厂门前等她们下班回家，我们都生怕姐妹中哪个不小心在路上出些什么事，不好向家乡父老交代。欧阳说得对，出了门的我们就是一家人。这份友谊不掺一点杂质，就那么十几个人，大家很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它让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在大事上互相帮助，这一点很难得也很可贵。

上班路上，沿途，我们走过南埔路，荔香楼酒店旁，中元街一带，体育馆，常平中学旁，再走到长长的振兴路西头，靠近运河边上，才是我们的厂区。

其他的路还都是泥沙路，建筑工人的汗水灌溉着干涸的水泥路。机器声、打桩声、搅拌声、人声、车声，不绝于耳，满目生机，镇上到处是建筑工人，一群群的。偶尔街上走过几个靓女，他们就鬼喊鬼叫的，很夸张，有时候故意捉弄一番，弄得女孩子不敢一个人走。中元街是老街，全是老屋，居民住的，旁边有一排饮食店，生意好得很。如果有时间，我们会在厂门口买一碗七毛钱的汤米粉或汤河粉，味道好极了。

厂的对面不远处是朗贝中围村，一条小路蜿蜒而过，隔着绿色的水稻田，记得最开心的是我们经常去水沟抓泥鳅和鱼，大大小小的鱼。假日里，把活蹦乱跳的鱼抓回来，到同事出租屋里，做成鲜嫩的美味，还放上一些辣椒，真是香甜可口，美不可言。厂门前有一条大沟，很深，水浅的时候，看得到里头的鱼虾和田螺、泥鳅什么的。还有水蛇，水蛇虽不咬人，但也很可怕。

青春十八的岁月不知疲惫也不知累是什么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玩不尽的工余活动。玉梅是大山里的女孩，在我们眼里，算是“山姑佬”（永新方言：山里人的意思）。山里的妹子向来纯美，玉梅也不例外，她拥有苗条的身段，有点翘的嘴唇非常性感，淳朴可人，为人热情大方。玉梅懂事，赚钱也舍不得花，全往家里寄，这是大部分家乡姐妹的习惯行为。她能出来打工很不容易，因此很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做得也很努力。这个比我少一岁的山里姑娘，最喜欢和我打球，因为我不知疲倦，到处抢着接球，这给了她信心，也给了她希望。她认为，爱抢着接球的人肯定自己不会累，而她也是跟我一样的人。算来算去，玉梅还拐弯抹角地和我家是亲戚。她的母亲跟我的母亲，是同村同族五服之内的自家姐妹，而我跟她自然也就更亲了一步，关系也变得亲切起来。玉梅是个能干的姑娘，她做出来的产品又快又好，丝毫不马虎。这也是组长刘泽喜欢她的原因所在。这种喜欢说白了，就是对玉梅本人工作品质的欣赏和肯定。当然我为有这样的姐妹而骄傲。

我是做不到的，我不大会针线活，做事本来就慢，出奇地慢，是笨得可以的那种。

在建达的日子过得开心，也很辛苦，加班到十点半没得说，五天下来那些大姐姐们都累得够呛，而我这只叽叽喳喳的小喜鹊却异常活跃，每天跟同事争来吵去，辩来论去，永不疲惫，那是因为年轻。

当时，我最羡慕海珠写得一手漂亮钢笔字，总是在想，为什么我读了初中，字还写得不顺畅。我开始写日记，还试着写一些美丽忧伤的散文，来调味多彩的打工生活。

也许是由于我做事比较有耐心，又吃得苦，车间主任指定要我做“称棉花”这道工序，并发给每一个工友。那个月货赶得紧，天天晚上加班。

可是，一个半下来，工资还没发下来，厂里规定押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第二个月才能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我和所有的同乡们都没有生活费了。有的人家里寄来了钱；有的人不习惯东莞的生活，便打道回府了；有钱的借给没钱的，大家省着用，你帮我、我帮你的，虽苦，但其乐融融。

然而，可恼可恨的是工资迟迟未发，本来就没叫家中寄钱来的我，早已囊中羞涩，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唯一的办法就是厂方借。我跟平时对我很看重的生产部主任钟俊说了，希望他能帮我借到二十元钱，他答应第二天借给我。

可是，不知过了多少个第二天，还是没有音讯，此时的我身上只剩下两毛钱了，买一张三两的饭票就要四毛五分钱。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再去找他，钟俊说前几天因几个湖南妹子借了钱作路费跳到别的厂上班去了。所以，总经理批示：以后没有他的批条，财务科不借钱给任何员工。

工友们见我借不到钱，个个给我出主意，说英子你如果不称棉花的话，整个流水线都要停工，这样他非借不可。这不是叫我罢工吗？我没敢这样做，不是不够胆而是我深知这样做带来的后果。想来想去，我伏在桌上哭了，好伤心好委屈。出门在外，我忽然觉得自己好无助好无奈。

不知哪位好心的工友叫来了钟先生，也许钟俊真的是感动了，抑或是良心发现，他领我到总经理办公室。我借到了二十元钱。这二十元一拿到手，四妹立即要我借给她十元，自己只剩十元钱了，这是我永生难忘的。为了这十块钱，我不得不牺牲一个女孩的自尊和矜持。

我记得，那是我离家第一次掉泪，至今回想起来，我都觉得辛酸、幼稚、好笑，也夹杂着一份初来的感伤。

那一年，我十八岁，许多花季女孩在校园编织少女诗一般的青春梦想。而我，已经过早地进入了酸涩的人生之旅。

没过几天，工资发了。第一个月只做二十天的货，拿了多少工资，告诉你吧，八十三元。这是我打工的第一份工资，我非常高兴，也非常珍惜。

云霞的父亲听说我们这里上班非常辛苦，就帮云霞在家乡的小县城找了份临时工，还千里迢迢来这里接她回去。四妹早就不想做，正好跟云霞的父亲一起回家，我拿了二十元要她帮我带回家，却不料连她自己的六十元，在火车上压给骗子设下的红黑牌的赌局上，输得分文不剩。云霞和她父亲怎么都没劝住她。到家时，四妹不敢跟我父母亲讲，写了封信向我道歉，说有了钱再还我。

其实，我们家里一个中学老师都拿不到六十元工资。我做一个整月下来，第一个月的薪水就是一百五十元，比我叔婆当年这个县委组织部长的工资还高一些，而且第三个月我的工资还会高。计件取酬，手工艺技术会越来越好，工资也会逐渐增加。想着美好的明天，我乐观向上的心态也在感染身边每一个人，她们都喜欢我这个小妹妹。

海珠说：“英子永远都不觉得累。”小青说：“，过来聊一会儿，今天我心情不好！”我成了大姐姐们的调节器。我也乐意陪她们快乐地工作和生活。

海珠有一个在广西当兵的男友，经常寄些夏桑菊之类的凉茶给她喝，我们也跟着沾了不少光，享受着海珠男友送的凉茶，分享她的快乐与甜蜜。

常平镇的司马乡离镇上十多里路吧，也送去了五十个永新县的家乡姐妹，她们一放假就到我们这里玩，要是厂里不答应，她们就集体抗议。都是一个地方来的工人，她们团结起来都不干活，厂里拿她们没办法。司马乡管理区不大，她们很快跟本地人打成一片，我真佩服她们的适应能力。期间，陆陆续续地有些姐妹跑回家不做了，我们一起来的六十个女孩只剩下十四个，司马那边也有人跑回去，还有的转到别的地方去工作了。深圳的京华电子厂，有我们县劳动局送出去的姐妹。那边是特区，又在市内，工资待遇很好。但因不是高中生，我们一般对那个厂可望而不可即。樟木头的一家小毛织厂里，也有我们家乡送出的姐妹。

姐妹们第一次懂得了自己去找工作，当然“跳槽”一词，那个时候还没发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