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在东莞十八年》__第二章 天上掉下个好事情__第五部分

      受不了苦累的姐妹们都回家乡了，这并没有结束，回去的那些女孩到家后没说一句广东的好话。她们为了面子，也为了不让村里的三姑六婆说她们是吃不得苦受不得累的，尽情编造故事，吓唬有孩子在外打工的家里长辈，说什么的都有，把家长的心捣乱了。怨言满天飞，像稻谷撒进火塘里，噼里啪啦地在永新的乡村大地响开了，流言飞语比去之前还要多。

      “干活还坐着不准动，去上厕所还要有人顶位，一点自由都没有，这样的工作，像坐牢一样。”

      “一日三餐，没一粒辣椒，青菜水煮的，上面漂一点油腥。”

      “我们在家一日三餐，广东只吃两餐，早点自己买，还没饭卖，只能像北方人一样油条、包子，一点都不好。”

      有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那是我们来东莞的第三个月。

       小翠和石英、红妹，三人省吃俭用，每人寄了三百元回家，家里人却怀疑这笔钱来得不干净。村子里许多闲话，说他们一个女儿家哪里能挣那么多的钱呀？

      小翠家里来了信，石英家里也来信了。说村人闲话多，要她们好自为之。石英的父亲说：“乖女，村里村外的闲言碎语很多，都猜你们拿这么高的工资，做的不是正经职业，是不是陪舞女。如果你们那儿不好，就别去干那丢人的事，回家好了。”石英拿了这封让她哭笑不得的信来给我们大家看。大家看完心里都有气，都说：“我们累死累活省吃俭用寄钱回家，还惹来一身的是非。”

      我笑了，说：“身正不怕影子歪，石英，你别理这些人。她们是整天吃饱了没事干，看你家里有钱进来就乱嚼舌根，别理他们，那是眼红你挣钱了。”

      于是，顶不住闲言碎语的乡亲们，千里迢迢亲自来东莞了。他们来厂里，目的就是要探个究竟。云霞的父亲、小云的哥哥等一干人，一包干粮、一袋行李，纷纷来到建达玩偶厂，叫嚷着要接女儿、妹妹回家。

      人事部的黄经理和温一秀大姐，对嚷着要见自己家儿女的山村人说：“我带你们去厂里参观，你们的人在我们厂是怎么过的，她们变成什么样了，你们自己看看吧。”

      她亲自带领家乡的父老乡亲到各个车间参观，让他们亲自感受热火朝天的工作场景。他们才发现这原来是个大工厂，有三千多员工。他们也看到了气派的宿舍，看到了厨房里青亮的菜、肥肥的肉。回去的父老乡亲们很负责地把孩子在东莞这边工作情况跟家里的父母作了交代。经过了这场风波，家里再也不会相信流言飞语了，也知道了自己孩子赚钱的艰辛，于是对我们充满了敬意，也对工厂充满了好感。我们再也不用怕人说闲话了。

      父亲听说后，写来信，你们那边比家里什么都好，那你就好好做吧，万一吃不消的话，再回来也不迟，好好工作，要听厂领导的话，要团结家乡的姐妹，团结同事。父亲是村里的生产队会计，什么都以集体利益为重，包括教育儿女。爷爷在信里特别交代：“只要不是搞资本主义，生活好，孙女你就放心在那边干嘛，家里我也可以关照一下。”

      一份资料里记载，仅常平这样一个镇区，1987年到1990年间，每个月寄出去的钱达到上千万元，汇往全国各地。常平的小邮局里，每到发薪的日子，寄钱回家的异乡的孝顺儿女们排起了长龙，从她们柔和的面部表情看就知道她们多满足多幸福。

      我们每个月的钱，除去吃住等生活费用，其余的尽量节俭下来寄回家给弟弟妹妹交学费。我经常去寄钱时，总能听到这个说：“我寄钱给弟弟读书；那个说，给家里砌房子；有的说：嫂子生孩子了，不寄点表示一下怎么行？还有个小妹忧心忡忡地说：母亲上山砍柴摔倒了，寄钱去让她好好养伤，多吃营养。好消息坏消息，都要寄钱。我们挣的钱，本来就是寄给家里贴补家用的。

      1989年，据我家乡文竹张的小邮局保守估计，每月从广东邮寄回来的汇款达三百万元，取钱的只有文竹、龙田两个乡的人。邮局经常排起长队领钱。家乡的企业单位，最忙的就是邮局的工作人员。

      试想，要多少人在外打工才能挣回三百万元！

      探亲的家长们回去以后几个月，那些跑回家的见留下来的过得不错，还往家里寄回了钱和照片，打扮也洋气了。她们便一个个相继回到了东莞。兰花要来，青娇要来，晚兰也要来，这些都是我们村里的，接着永新、莲花、宁冈、万安、安福……到处都有我们的表姐表妹，成百上千的女青年纷纷争着要来广东！

      中华大地上正出现风起云涌的南下潮，民工南下像跳动的脉搏此起彼伏，那本来已经松散了的、毫无组织的人流，又逐渐被一只无形的手聚拢到一起来了……村里的人，整天谈论的是东莞、深圳特区，说的是哪个寄了多少钱，哪了个没孝心，哪个被厂里重用了。

      漂亮的海珠那年十九岁，来了三个月，便有了港式打扮，身穿粉红的T恤衫，上面印着英文，下身是紧身的牛仔裤，有时穿条七分裤，衬托着姣好的身材。

      我们的车间主任大鼻熊陈深喜欢她，展开了强大的爱情攻势。海珠却认为一表人才的陈深不怎么会讲普通话，书也没读什么，跟这样的人在一起难受。那个时候的我们，对本地人的诸多习惯看不顺眼，比如他们不会讲普通话，读书不多。除了占了改革开放的优势，大多数人还是洗脚上田走进工厂的。

      凭他怎么追，海珠就是不动心。我在这方面反应很迟钝，看不出特别来。只是以为男人都喜欢漂亮女孩，仅此而已。那时我们在做一批名叫大鼻熊的公仔，运往美国、法国。而车间主任陈深的鼻子也很大，人也长得高大威猛，私底下被我们唤作“大鼻熊”，连他自己听到都觉得这个比喻形象、生动。就在我们叫着大鼻熊主任的时候，我们也认识了那些来自天南地北的同事，都是十八九岁花一般的年龄。车间里女孩子多，男孩就少得可怜。刚进厂时，住的地方离厂远。两个月后，厂里的新宿舍建成了，就在厂对面，一拐角就到，从宿舍区到工厂车间，十分钟的路。我们大多数老乡都搬进了新宿舍，住在不同的房间，省了每天起早贪黑地走，又安全省事，开心极了。

      下了班，在新宿舍的凉亭里聊天，在宿舍区广场上打羽毛球，我就这样和玉梅、小翠几个无忧无虑地打羽毛球。有时，厂里放我们一天的假，什么都不做，就打球，享受出汗的感觉，很舒爽，也很快乐。

      新宿舍很漂亮，地面拼了地砖，大家住得很舒服，明摆着比老家的瓦房要好得多。宿舍管理得很严格，严到不是一栋楼的，不打招呼不让进去找老乡的地步。更别说男孩了，一块“女生宿舍，男士止步”的牌子让人望而却步。每个宿舍前台都有几个女的管理人员，她们每天等我们上班后去查宿舍，看床位有没有铺好，地扫干净了没有，而后在那里打发时间。等我们下班她们就忙，但比起我们的忙碌，她们简直是神仙，既轻松又好玩。我们都很羡慕管理员这份悠闲的工作。

      每天早上六点钟，建达玩偶厂的女工宿舍，六张上下铺的单人铁架床上，以各种姿势躺着十二位来自大江南北的少女。偶尔有一个翻了身懒洋洋地看了一下手表，便叫：“起来呀，要上班了。”没人当一回事。虽然大家都醒了，眼瞪得大大的还赖在床上不动，望着天花板发愣。过了几分钟，又有人喊：“还不起来，要迟到了。”虽然建达不像别的厂一样打卡，但想到六亲不认的大门保安和车间组长，迟到要罚钱，甚至通报到财务部，忽啦一下，全起床了，十二个人都下床，快的跑去洗手间了，慢的还在穿衣，于是要排队上厕所，时间就特别紧。半小时后，最后一口早点还在口中，人已在机器边操作了。

       那时，最大的愿望就有不加班的假日，睡它个天昏地暗，分不清东西南北。这是大多数打工妹的梦想。

      十几年来，建达是常平的利税大户，镇政府重点保护的港资企业。常平镇的经济持续上升，楼房越盖越漂亮，酒楼越来越高档，居民越来越有钱……这与我们这群打工妹长年累月地加班有着不可割舍的关系。

      有时，真想在工位上打个盹，休息一分钟，但流水线的货马上流过来了。加班的季节中午只有半个钟头的吃饭时间，宿舍门口许多小店，拿双倍的价钱卖饭，大家还是愿意在外面吃，而不去食堂排队等候。劳动进度很紧，时间也紧，上厕所都不能待太久。其实，厂里的环境很不错，如花园般有草坪、花圃、凉亭、鱼池，树荫下有水泥凳子。但谁又有闲情逸致去坐上几分钟呢？大多数人只是上班走一走就不错的了。

      我们每天忙碌着三点一线的打工生活，住着群居的集体宿舍，还抒写着自己酸甜苦辣的歌。四妹回到家告诉我爸，说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节约每一分钱，工厂的日子苦不堪言，吃不好睡不好，几十人一间的宿舍吵死人，每天加班加点的，很累。父母听说坐不住了，写了信跟我说如果做不下去就回家来，家里再怎么穷也可以养活自己。何况，不行还可以再去收废品，拾破烂。

      我给家里写信，说虽然辛苦点、累点，但我很喜欢也很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我们费了多大的劲才来到东莞。况且，邻镇司马乡的一个小毛织厂里还有几十个老乡呢！她们挺能入乡随俗，能跟本地人打成一片。还经常去本地人的橘子地里摘橘子给我们吃。只要放假，我们像走亲戚似的，走二十里路去她们厂玩。她们有时也过来看看我们。这样的生活我喜欢

      假日，大家一窝蜂地拥到常平的大街上，买我们喜欢的东西，手袋、背包、小饰品之类。农忙时节，我们偶尔也帮本地的工友家里割稻子、摘橘子，我们已经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它让我们远离家乡的同时，也教我们成熟。因为我们不要整天听父母的唠叨、做没完没了的家务活；也不用为了一个月几元的零花钱而找父母伸手讨要，这种日子我喜欢。我也喜欢我自己目前的这份工作，做小工人有小工人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