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在东莞十八年》__第十二章__新生命燃起新希望__第一部分

      关了餐馆，我又开始在外面找工作。找了几次，都没什么满意的。我去了智通人才市场，也没什么适合的工作。看到厚街的一家鞋厂招聘厂报编辑，我打了个电话过去，把自己的情况一说。对方说：“幸会、幸会，我听说过你的名字，但已经招到人了，真的很抱歉，人都已经来上班的了。对不起。”我知道自己又错失了一个机会。怎么办？

      我打了那么多年的工，一没技术，二没文凭。只有手中一支秃笔，有些管理经验，但现在的工厂早就在招大专学历的管理干部了，想想自己拼搏了那么多年，弄不好还找不到一份像样的工作，实在有点不甘心。

      因为我的年龄做文员实在太大；做管理吧，一时又难以找到。我知道，人首先要求生存，其次才是发展。不管怎样，工作还是要做的。听一个老乡说东坑有家厂招工。我去了，进去发现是骗人的。对方没问我工作经验，也不看我的学历，更加不看我递上去的获奖证书，却要先交二十元填一份简历表。

      一栋楼房作为厂房，下面做上面拆的把戏我一看便知。只有三个人的办公桌，几个员工在上班，却告诉我要招四个文员。

      我笑着问：“你们公司要那么多的文员干什么用？你不知道我会不会胜任，要我交钱填表，要是我不识字怎么办？”对于我这种打了那么多年工的“老江湖”，这种骗局我是不会上当的。

      对方见我问得蛮多，像是来探听情报的，不开心地抢过我手上的表格说：“你做就交钱填表，不做就不要耽误我的事，快走吧你。”我赶紧退了出来，见一女孩也是来应聘的。她问我考得怎样？我拉了她的手就走，说你别去，那是骗人的，几张桌子几个人，那是什么狗屁工厂！

      女孩与我一起在这一带转悠，发现一家名叫东权的电子厂在招工，厂门口围了了许多人，我们就去了。人家问我们想做什么工？女孩说：“我一定要做文员这份工。否则，我还是继续找工作去。”我说：“我没技术，但可以做人事或行政文员之类的工作。”招聘的主管是个女子，叫小林，是东坑本地人。

      她说这个职位暂时不招人，问我要不要做员工，以后有了机会再上去。我想想有道理，说工资高就做吧，其实我也不想四处奔波找工作。我问了一下工资待遇感觉还行，就进去了，被分在了装配车间。装配车间人很多，大概有三百多人。那里品质检验员很多，组长是车间最大的，一条拉六十多号人，品检就有十来个。跟我们员工差不多，待遇稍好一点点，跟我原来的玩具厂有些不一样。

      每天早上我又重复着流水线上的工作，组长见我年龄大，又有些文化，经常加班叫上我，这样我就多一些加班费。

      她不知道，我此时已经有两个月的身孕，最需要的是多休息和加强营养。其实上班与不上班，我没所谓。只是需要一份工作来让自己活得有声有色。

      每晚十一点左右才能下斑，天天如此。劳动法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纸空文。加班一小时1.7元，底薪三百多元，实际上每月能够拿七百多元，这其中大部分是加班费。

      大家都想挣点钱，加就加吧，我们有的是精力和时间。反正，在东坑这个地方，下了班也没地方可去。因为离东坑镇上还远，去一次不容易，晚上又不安全，加班也许是最好的消遣，既有收入，又可以打发工余的时间。

      老实说，我可不希望加班，我只是静下心来写点东西，好久没写什么稿子了，再这样下去会才思枯竭的。朋友的书店那儿还有几本我出版的诗集还给我，我顺手卖给了工友们。

      厂长从此便知道了我写东西还有两下子，他觉得我不是来打工的，是来体验生活的。办公室文员红霞是湖北孝感人，喜欢读书，她喜欢看我的文章，经常要了我的作品剪辑本去看，搞得我最后出了厂都不知道在哪儿丢了我那本心爱的剪辑本。我借给她，她借给了别人。

      红霞见公司条件对我写作不利，就让我每天下了班到她们的房间去写作。她那里有桌椅，四人一间房，人少。但她不知道，我已经练就了在哪儿都能写的本事，只要我的心是宁静的，谁吵都没用，我是照写不误的。每天下了班，我又要重复写作的工程，这是我自己的“希望工程”，我必须努力写下去，让自己有个精神依托。

      这时分公司要从厂内招一名文员，找不到人，就把我借调过去了。说是做文员，是坐写楼的白领，其实这个文员的工作让我觉得比在流水线做还辛苦还累人。每天几卷传真纸，十几包复印纸，做完了还要发放到各部门的主管那里，跑烂腿的事都让我去做。这还不算什么，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这个分公司是生产电话机内的胶圈的，那些胶圈的味道特难闻。别说我是个孕妇，那些什么也没有的大姑娘也实在受不了，那味道着实让人恶心，吃不下饭。空气质量好差，每天坐在办公室要喝八九杯水之多，不然就会头晕。我觉得这是一种慢性中毒，同事们也都这样认为。就是这种味道，让分公司留不住文员，各部门所有的文员听说没有一个做够三个月的。

      其实，我印发的好多资料没必要复印那么多的，只是公司管理体制有问题，这样大大小小的官，每天都要发那么多的资料，一个通知写在黑板不就完了。大家建议了多次也没用，这工作我还得做，但这味道实在难闻。每天接触电脑和墨碳，我已经怀孕五个月了，我想，我不能因为挣这点钱而害了肚子里的孩子，我必须辞职。

      厂方是最乐意的了，他们正愁找不到理由辞退一个刚进厂不久就怀孕的我。就这样，我借调到分公司做了十三天，就逃离了这家打工以来伙食吃得最好的工厂。

      走出了那家公司，基本上我没什么事做，除了写作，没完没了地写。我才五个多月，还有四个月的待产期，也许对于别的女人，能有那么多天的假日，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而我却为了柴米油盐而苦恼，在这里生活，又没有工作，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我的老公工资也不高，对于我这种从来都不找他要钱的女人来说，要老公养活自己，简直是天大的笑话。还有，以后孩子出生了更要花钱，里外都要钱，该他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因为这是带环后的一次意外怀孕。在农村，国家政策是头一胎生的是女孩，夫妻在孩子满五岁可以再要一个孩子，或者到了晚育的年龄，有些乡镇可以直接领准生证要求生第二胎。我女儿才两岁，我不要吧，年龄三十岁了，过两年还是一样要生的；要吧，真的不是时候，因为，我正想做一些事。

      想来想去，既然带环都能怀孕，何况，我们这种打工夫妻不是天天在一起的，这种怀孕的概率实在太小了。只能说是命运恩赐于我的了，我有什么理由不要呢？我应该感谢命运，管她是男是女，反正都是我的孩子。

      突然要我用老公的钱来过生活，我还真是不习惯。我天生就是这种女人，只有用自己赚来的钱才开心快乐、用得潇洒。多年后的今天，我的好友、女作家阿兰说过一句话：“抓不住男人的钱，就抓不住男人的心，也抓不住到手的幸福。”这话她说得很有感触，也是她自己的经历。她说她前夫是做教师的，她在二十岁就嫁了他，还不明白真正的生活到底是什么。结果，活得很不好，只好离了。她发誓，如果再找男人结婚，一定要抓住男人的钱袋。

      对于我，老公有钱的话当然好，我自己有钱，才活得叫有尊严。这样想着的时候，我就整天想着怎样赚钱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不给他添加太多的麻烦。我想着自己可以写作，虽然不能像那些满天飞的自由撰稿人，但至少我也可以写一点心情散文，贴补一下生活，还可以怡情，打发无聊的时光，何乐而不为呢？这样想着，我就很开心地过每一天的日子。

      老乡龙中华和爱人冬兰跟我住在一起，他们有一个两岁的孩子。冬兰平时洗衣煮饭，也没别的事可做，加上她又读书不多，除了织毛衣，无以打发时光。一个午后，她告诉我，去赚点钱吧，建达门口好多人在卖瓜子。

      每天下斑时间在厂宿舍路口的一条街摆个红色塑料桶，买一包五公斤重的瓜子，过筛后把里面的灰尘和不饱满的瘪瓜子筛掉去，剩余那些好的，饱满的，用一个可乐瓶子，切去上面的瓶口，然后用来装给那些来买的人，一瓶一元钱，五公斤一包的瓜子，可以装出三十八九瓶。一天下来，运气好能卖个一包半到两包，至少一天可以卖一包，想想也可以很轻松地赚个十五元钱。

      我动心了，一到中午时分我就去卖。我也学那些妇女们，拿上一个小板凳坐在那里，等人家下斑了吃完饭再出来买，第一天居然让我尝到了甜头，挣了二十元。

      每天晚上数着小钱，开心极了。照这样下去，我挣一天就可以解决两个人一天的生活费，一点问题也没有，这样岂不很好！原先没事做，跟冬兰在家还经常闹些小别扭，现在好了，没时间吵了，安静了，最主要的还是感情加深了。她每天都要问一下我的销售情况，好不好卖之类的问题，有时还陪我去卖。

      每天中午十一点，我准时坐在那里等我的买主；晚上五点半我又开始等六点下班的员工了。这样坚持了半个多月，也挣了几百元钱。一天到晚有认识和不认识的人来帮衬我的小生意，真的很开心。熟悉我的读者和老乡，她们不认为我这是没出息，而是认为我怀孕待产了还不愿休息，还要努力挣钱养活自己，都挺尊重我的。自己也开心，一种说不出来的愉悦灌满了心怀。我那些善良可爱的兄弟姐妹啊，因为有你们，我才活得那么精彩！有一天，终于不能卖了，原因城管局不让摆卖，他们要建设新街道，不希望看到路边许多摆小摊的。只要有人摆，他们就经常开着车来抓。那些老卖的，你来了他躲，你走了他卖，我和一个叫易德华的女子都是待产在家闲着才卖瓜子的，我们可不愿意跑，见抓得很严就不再卖了。有一天，他们把我们的桶和瓜子收走了。那以后，我俩彻底不卖了。就这样，我结束了做小买卖的日子。

      这段时间，在家织小孩毛衣、待产，安心地等着做母亲。我和易德华商量一起去一家卫生站让人接生。医院里实在太贵，我们打工的住不起。

      那些天，我写了一些诸如《出租屋里的风情》、《女人呀女人》等散文和诗歌发表在《东莞日报》上。写稿又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执著地追求我挚爱的文学，常常有些突如其来的灵感迸发出来。我还读了许多书，到别人的作品中去汲取营养，不经意间，日子如水般滑过……

      转眼到了1997年。那一年报刊、电台、电视里天天都在讲香港回归，所有的人都在期待着香港回归那一刻的到来，所有的人谈起回归的话题就满脸兴奋，满怀激情。我的孩子将在3月份出生，这意味着他也可以见证香港回归这一盛事。

      3月25日是预产期，24日一点反应也没有。可就在那天晚上，忽然感觉自己有点胀痛。

      我知道，要生了，凭经验不会超过第二天下午的，时痛时不痛，闹得一夜无眠。秋锋还在上夜班。冬兰问我要不要去医院，我说没事，明天去吧，还早呢！她说了句你顶不住了就叫醒我，我赔你去把接生的医师叫醒。我谢过冬兰，佯装睡觉。其实，没睡着，我虽痛，但既兴奋又痛苦，既快乐又难受，这就是女人，女人的快乐。女人，就是这样炼成的。

      第二天上午，我打通了医师的电话，九点钟就到卫生站去了，接生的医生是两个女的。平时也认识，有一个医师的女儿开书店还帮我代销过书呢。那天来生孩子的有三个人，其中一个女的哭着求医生为她接生，医生都没有答应。她的胎位有些不正，平时又没到她那里去做矫正，到临产时才检查出胎位不正。医生说你最好到常平医院生，保险系数大些，我这里死活不收。并劝她你再怎么没钱，你也要到医院去，一辈子最多就能生两个孩子，以后有的是机会挣钱，不该省的就别省。我们两个产妇也劝她，胎位都不正，千万别给自己开玩笑。最终，那个女的还是哭着走了，我估计她还是会去医院的，毕竟生命开不得玩笑，但那对夫妻的无奈，深深在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忍痛与医师们闲聊，痛的时候就不出声，她们两个都说我很坚强，能吃苦。因为生的是第二胎，医生一直以为比第一胎顺利。中午两点多，一阵巨痛来临，一个七斤多重的男孩带着快乐生下来。

      所有的人都舒了一口气。我睡在产床上，满足、担心地看着我的儿子不哭却在微笑，不断地想，你还笑呢！你快点哭、你快点哭，等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医生给我打完止血针，扶我回到床上休息。

      给儿子洗身子，穿衣，称重量，打预防针，忙而有序。过了许久，“哇”的一声，孩子哭了，有点沙哑，我的儿子，你终于能大声宣告你来了！

      一个人的开心，三个人的快乐，真好!

      孩子生下来的第二天，他就会把被子踢开，开始给他穿衣裤。他很乖，每天睡上几个小时，醒了也不怎么哭，就是晚上也不要起来两次，比起一些小孩来，他真是很好带。1997年是香港回归的一年。我给他取名“子旋”。子旋微微地笑，有时也很大声地笑起来，跟他姐姐一样，甜甜的酒窝好迷人好迷人。吃饱了就睡，晚上也不吵。秋锋和中华一直想换一个好的地方住宿，因为两家都有孩子，而我们一直住的地方有点潮湿。儿子满月那天，我们就搬了家，从还珠沥搬到了常平的木抡村，离他们上班的地方近了。搬家，是漂泊者一个必不可少的作业，打了几年工，租了几年房的秋锋经常搬家，这已经记不清是第几次了。

      如果不是孩子，我是个不愿租房的人，厂里的宿舍住得多开心呀，人多热闹，还省一笔钱。

      后来，我们搬过来跟建忠、桂兰住在一起。八个多月的大肚子的桂兰没事就帮我带孩子，好让我腾出手来做家务。

      孩子挺可爱，一天天长大，一天天变样，人见人爱，已经会“哇哇”地冲你笑冲你叫了。四十五天的时候就“嗯公嗯公”地跟人说了，很好玩；长到三个月时能在床上四处滚动，脸朝席子时却无力翻过身来；四个月时我已经开始喂他饭、水蒸蛋给他吃了；五个月时这小家伙少说也有十八斤重，并开始自言自语，能两个手抓着乳瓶自己吃，清晰地咬准“爸爸”二字，可把他爸乐坏了；六个月时长了两颗门牙，可以吃饼干了，在座椅里站得稳，我们晚上带他去公园坐碰碰车，他喜欢喝饮料，一天半罐可乐或一小瓶酸乳，也能吃点带辣味的，啃吃西瓜，是他最快乐的。大概是我带久了，还是他爸每天见不着的原因，只要一下班他就吵着要爸爸去玩，跟我这个做妈的没一点亲。他自己能把座椅推着满屋地转，经常连人带座椅一起摔倒在地而后哇哇大哭。给他照相，这小子特开心。国庆节、是阳光灿烂的一天，桂兰的孩子过了满月，我们一行十多人去了隐贤山庄旅游，雨英带了相机，旋儿显得非常高兴，见什么都新鲜。一路上说说笑笑，我和孩子的姑姑冬英、还有同村老乡六妹轮流抱着他走。在隐贤山庄拍了许多照片，可把旋儿乐坏了，他坐在地上稳稳当当地让大家拍。

      生孩子那阵子，老公秋锋杀了鸡，垛好，洗干净，我自己起来蒸鸡自己吃。人家坐月子，有人伺候，我自己伺候自己，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妹妹请了三天假，小姑请了三天假，每人分别伺候了我三天，以后还每天过来帮我洗尿布。我一个人带孩子洗衣用热水，全都自己做。月子里的女人要懂得照顾自己，不能下水，可我哪有那条件啊。

      孩子很好，每天吃了就睡，睡了又吃，一觉两个钟，可把我乐坏了。我可以利用这个时间看书，写稿。一首首小诗从心间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