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__列宁“革命——国家——民主”思想的历史辨证法

列宁“革命—国家—民主”思想的历史辨证法

——基于《国家与革命》的考察

【摘        要】《国家与革命》系统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阐明了“革命一国家一民主”三者的辩证关系。处理“革命一国家”的关系，回答“是否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以及用什么东西代替”的政治问题，就要通过革命使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处理“国家一民主”的关系，回答”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改造以及如何实现从革命政权向民主制度过渡”的发展问题，就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国家；列宁将“革命一民主”的关系限定在国家范围内，在总体性上实践“革命-国家一民主”的“辩证三部曲”序列，民主的彻底发展以消灭自身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目标。新时代深入阐释列宁思想的“辩证三部曲”，不仅对我们正确理解中国革命与改革的历史逻辑关联，而且对中国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国家与革命》是列宁生平中极其重要的一部著作，是体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经典著作之一。它不仅阐发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理，而且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民主的辩证法，进而指明了取得无产阶级政权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原则和路径。《国家与革命》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传入中国，一百多年来对其的研究阐释始终与中国命运紧密相连。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学者主要以“革命观念”阐释《国家与革命》中“革命一国家”相关内容，这同当时中国思考革命问题息息相关。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对经济和民主问题的思考逐渐深入，中国学者的研究开始更加关注民主及经济建设相关内容，从“民主观念”视角阐释“国家—民主”相关理论的研究居多。研究重心的转变深刻反应出中国民主的发展历程。同时，我们也需要警惕这样一种理论误区：“以为革命与民主制是相互排斥的，以往的国家理论只讲革命，而不讲民主制度的建立，因此，我们今天建立民主制度必须以否定革命为前提。这就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这种误区会妨碍人们对革命与民主之间辩证关系的正确理解，因此，本文立足“革命—国家—民主”的总体性阐释原则，突出强调社会主义国家通过“革命—建立无产阶级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历史辩证法，为正确理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成功历程提供理论参照。

      一、“革命一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是国家理论的核心观念
      《国家与革命》是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国家理论的基础上，对帝国主义国家问题进行研究的成果。国家问题是当时时代凸显的主题，也是《国家与革命》研究的核心论题。
      第一，国家问题的凸显与国家的本质要义。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一版序言中就强调：“国家问题，现在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从理论方面来看，国家问题凸显是因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已彻底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必须对其予以批判才能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事业；从政治实践方面来看，国家问题凸显是因为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在经济上表现为垄断资本的出现，在政治上呈现为资产阶级国家职能的变化。国家同势力极大的资本家同盟融合，帝国主义凭借国家权力争夺和瓜分世界，旷日持久的战争造成惨痛灾难。同时，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各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亟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来指导革命实践。列宁正是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视角考察了国家问题，强调帝国主义造成国家与国家之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矛盾和斗争的加剧，使得国家问题成为时代焦点。
      无论是在列宁所处帝国主义时代的革命风暴时期，还是在当今国际形势下，都不禁让我们思考列宁所提出的问题：“国家是什么，国家的实质是什么，国家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这个为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的党即共产党对国家的态度又是什么。”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因为它是实体性意志的现实，它在被提升到普遍性的特殊自我意识中具有这种现实性。”马克思批判黑格尔错误地将国家视为普遍利益的代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强调：“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在马克思看来，研究国家问题就要解决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要到市民社会中去探寻国家的物质根源。他确立唯物史观后更是突出强调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解决国家问题的重要作用。国家从社会中分化出来，成为专门管理别人的强制机构和利益集团，执行暴力统治主要依赖于暴力机关。虽然暴力的手段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改变，但只要国家存在，统治阶级为了维持政权，每个社会总有一个强制机构进行管理，实行强制统治。面对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被统治阶级要想建立民主的国家政权，就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
      第二，无产阶级革命具有逻辑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理论本质上是革命的，因为他们的重点在于真正“改变世界”，革命也就毫无疑问地成为重要原则。革命的思想始终贯穿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这根源于他们对所处时代阶级状况和残酷斗争的深刻分析。无产阶级要想夺取政权获得解放，必然会触及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必然会遭到统治者的暴力镇压，这也就意味着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但他们并未否定和平民主斗争方式的有效性，没有否定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在过渡方式上的差异，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反对“革命”，即反对由少数人领导的布朗基主义式的革命，反对条件未成熟的盲目革命。
      列宁立足俄国等东方落后国家的各种矛盾和特征，批判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民主改良道路，强调在充分利用议会民主的同时，极力推进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列宁把革命提升到国家本质的高度加以阐发，在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革命经验基础上，针对无产阶级革命对待国家的态度问题，清楚阐明了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用什么东西代替的问题。马克思针对1848年欧洲革命的经验，批判地指出：“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那些相继争夺统治权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胜利者的主要战利品。”无产阶级革命不应像资产阶级革命那样，只是把国家机器从一些人转到另一些人那里，新的阶级利用旧的国家机器进行指挥和管理，而应该是新的阶级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无产阶级政权。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就是以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无产阶级政权的首次英勇尝试，“同时找到了在革命胜利时把这一权力保持在人民自己手中的办法，即用他们自己的政府机器去代替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政府机器”。巴黎公社革命经验的意义重大，马克思、恩格斯同时将其写入《共产党宣言》的1872年序言当中，但也正是这次极其重要的修改被机会主义者歪曲了。列宁在批判机会主义的基础上思考如何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
      第三，公社是人民民主的过渡国家形式。列宁通过批判机会主义重申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那么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呢？列宁认为，马克思先是在《共产党宣言》中“以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来代替，“以争夺民主”来代替。接着，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巴黎公社经验总结的回答则更为具体，强调以公社制度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公社一经产生，就遭到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攻击，将其歪曲为“乌托邦”，然而在马克思看来，这种阐释是无知的欺骗，因为从工人阶级运动成为现实时，就说明他们找到了实现目的的手段，也就宣告各种乌托邦的消逝，“取代乌托邦的，是对运动的历史条件的真正理解以及工人阶级战斗组织的力量的日益积聚”。巴黎公社的经验深刻证明了公社存在的历史基础和现实依据，以及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一致性。
      对“用什么东西代替打碎的国家机器”这一问题的回答，本质上也将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区别开来。一是前者要求通过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并以公社来代替；后者则只强调打碎国家机器，但不清楚用什么来代替，本质上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二是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国家是市民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现代国家具有双重职能，即维护社会基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镇压一切反抗阶级的职能，同时也承担着公共建设与社会管理的职能，维护社会生活正常运行。这些思想其实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所作出的重要理论贡献，突出强调公社制度作为新型国家政权形式的积极意义。“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巴黎公社所建立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同以往任何政权不同，它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完全收回，并且是为了实现自身解放的政治形式。

      二、“国家—民主”：国家形态变革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关键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阐释的“国家—民主”关系，回答了“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改造以及如何实现从革命政权向民主制度过渡”的发展问题，“着重论述了国家对于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作用，突出从争得政权到民主建设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的重要意义。
      第一，作为国家形态的民主。民主最原初的含义就是人民集体的一种决策方式，是“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民主具有政治性和社会性。首先，民主具有社会性，指民主在社会生活领域的体现，是民主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反映了社会成员对公共事务的参与需求。它不直接涉及国家权力运行，却为政治性民主提供土壤。其次，民主具有政治性，指民主在国家政治领域的体现，是民主的核心属性，直接关联国家权力的归属、运行与监督，决定民主的本质性质。从阶级视角看，民主是统治阶级实现阶级统治的政治形式，如资产阶级民主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社会主义民主保障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最后，社会性民主是政治性民主的“基础”，没有广泛的社会自治和民众民主意识的培育，政治性民主容易沦为形式。政治性民主是社会性民主的“保障”，社会性民主的成果需要通过国家法律和制度固化。概括来说，从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来看，国家与民主一直紧密联系在一起，民主是衡量国家性质的标识，国家形态的发展又是确定民主类型的关键，“一方面，民主是理解和衡量国家性质与国家类型的重要标识；另一方面，国家发展和国家类型之变成为民主发展和民主类型之变的重要原因”。
      列宁在论述国家与民主的关系时，曾明确提出“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一观点清晰揭示了作为国家形态的民主的本质—它并非超阶级的抽象存在，而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其运作始终与国家的暴力属性紧密关联，服务于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秩序的根本需求。从历史维度来看，作为国家形态的民主，核心指向区别于君主制的民主制，它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具有显著的历史进步性。列宁同时指出，这种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民主形态，其宣扬的价值理念与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存在巨大差距。在阶级社会中，资产阶级主导的民主制虽标榜“全民民主”，但本质上仍是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工具，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往往受到资本与资产阶级专政的双重制约，难以真正落到实处。若想让民主从“形式上的理想”转变为“实质上的现实”，单纯依靠国家政策的局部调整远远不够，必须触及根本的国家形态变革—只有打破旧的阶级统治所依托的国家权力结构，构建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新的国家形态，才能为真正民主的实现奠定制度基础。
      第二，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存在本质区别。从国家性质与民主本质的内在关联来看，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都有民主制的外在框架，但其民主的阶级属性、实践形态及国家消亡的逻辑路径，因国家性质的根本差异而呈现出本质区别。资本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由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其国家在本质上就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国家与资本家同盟结合，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不仅在国内确立经济统治地位，更通过资本输出、建立国际垄断同盟等方式将势力向全球扩展，构筑并维护了一个由少数资本主义强国主导、对世界绝大多数地区进行经济控制和削弱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二是资产阶级国家本质上维护少数资产阶级利益，这种国家政权要靠官吏和常备军等军事官僚机构来维持统治。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国家权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巩固，甚至运用一些手段来收买小资产阶级，将工人运动控制在合法范围内。这种国家性质也就决定其资产阶级民主只是少数人才能享有的民主。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其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核心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民主本质上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工具。虽然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在历史上毫无疑问是一种进步，但民主不是静态的而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一旦社会全体成员在占有生产资料方面的平等即劳动平等、工资平等实现以后，在人类面前不可避免地立即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要更进一步，从形式上的平等进到事实上的平等，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这时，民主不再是形式上的国家民主，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实性民主。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中，无产阶级国家取代资产阶级国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从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国家性质来看，这种取代是对资产阶级国家和民主的批判和超越。那么这种取代能否通过民主方式和平过渡呢？伯恩施坦认为：“民主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它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它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他错误地将民主视为可以从资本主义国家当中分离出来，在阶级中立性的基础上扩展到社会主义。考茨基虽然要批判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试图论证革命的必要性，但他的肯定式反问“只要我们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有所预见，难道我们不可以用民主来为资本主义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提供一个基础，而不用与现有制度强行决裂吗”，已经暴露其倒向了修正主义，将民主脱离国家，并与革命对立起来，仿佛马克思主义只讲革命而没有民主，修正主义则只讲民主就可以实现向社会主义国家的过渡，“用一种含糊的民主概念……取代社会主义，所有这些都等于是向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神秘化投降”。在列宁看来，革命与民主都是国家内在组成部分，国家性质不仅决定其民主类型，而且也决定了革命性质。资产阶级国家需要暴力来维护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镇压被统治阶级的革命和反抗。无产阶级国家的革命与民主是辩证统一的特殊力量，是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前提条件和必要手段。
      第三，社会主义专政与民主的辩证关系。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不能放弃革命，那么同样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后的民主建设也不等于要放弃专政。因为，夺取政权后一方面的任务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这就需要革命镇压资产阶级残余势力的反抗；另一方面的任务是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调整和发展经济，这同样需要中央集权来组织恢复社会建设。这是马克思在对1848年欧洲革命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突出专政对于革命政权巩固的重要性。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改善无产阶级的消极处境，更重要的是“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不仅将无产阶级专政视为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而且将其历史使命视为消灭一切阶级，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
      列宁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蕴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要扩大人民内部的民主，使社会主义第一次成为“穷人的民主、人民的民主”。二是强调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并对压迫者采取镇压的专政措施。表面上民主与专政的任务相区别，前者为了解决人民内部民主问题，后者为了解决敌我矛盾问题。但从维护国家政权稳定的内在结构来看，二者统一于无产阶级国家。列宁深刻阐释了无产阶级民主与专政的辩证关系，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民主建设，仅仅靠发展经济是不够的，还必须依赖无产阶级专政改变旧国家的权力结构。只有与专政相结合的民主，才是社会主义国家所需要的真正民主。在列宁看来，考茨基将阶级斗争只局限在资产阶级关系的领域当中，不把阶级斗争“贯彻到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贯彻到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最终歪曲和阉割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坚持“纯粹民主”而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平庸小资产者。列宁在对考茨基批判的基础上强调，只有既坚持阶级斗争，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懂得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一般阶级国家是必要的，对于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同时对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阶段也是必要的，才能理解无产阶级专政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阶级统治形式，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核心范畴的原因。

      三、“革命—国家—民主”：以国家为中介的革命与民主的辩证统一
      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和民主都是一个国家概念。从“革命—国家”关系来看，帝国主义时代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要想“争得民主”就必须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社会主义民主制国家。从“国家—民主”关系来看，不同国家性质决定了民主的不同本质，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就必须要变革国家形态，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对资本主义民主的超越。无产阶级变革国家不仅在夺取政权时需要革命，而且夺取政权后进行民主建设时也需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正是通过对这一双重关系的分析，论证了无产阶级国家专政与民主的性质，阐发了以国家为中介的革命与民主的辩证统一。
      第一，手段和目的之间的辩证结构决定了以国家为中介的革命与民主在逻辑上的一致。列宁的“革命—国家—民主”辩证思想，在手段和目的的逻辑结构中是一致的。列宁强调革命只是夺取政权的一种手段，而非目的，要解决“如何建立民主的国家政权”问题，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前，革命和民主都只是手段，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是目的。列宁认为，要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在实行党内民主的同时，也要采取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实现从革命政权向民主制度过渡的形式。对国家的人民大众实施民主，本质是为了协调并解决人民内部的各类矛盾，推动人民民主的持续扩大；而对少数资产阶级敌对势力实行专政，根本目标是应对敌我矛盾，为国家政权的稳定提供保障。“革命—国家—民主”在手段和目的的意义上统一于无产阶级国家，三者既相辅相成，又辩证统一。
      19世纪90年代资产阶级采取议会制，使得工人阶级以合法方式获得了一定的政治权力。基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伯恩施坦提出“阶级对立正在减弱，社会革命不再必要”“革命已是一种过时的、野蛮的手段”，强调只有议会民主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认为通过资本主义民主的渐进式改良可以“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伯恩施坦甚至强调“运动就是一切，人们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认为工人阶级要不断追求眼前的目的，而确定的、描绘好的最终目的是次要的，社会不断进步就是一切。卢森堡批判伯恩施坦“不是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只以改良资本主义为目的，不是要消灭雇佣劳动制度，而是争剥削的多些或少些，一句话，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的赘疣，而不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本身”。列宁和卢森堡都肯定了利用议会制进行合法斗争、争得一些民主权益的必要性，同时批判了伯恩施坦将合法改良与暴力革命两种手段相对立，将争取改善状况的民主与争取最终民主的斗争相对立，错误地将议会民主视为消灭阶级斗争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手段。然而，如果只谈议会民主而闭口不谈革命，割裂了民主与革命的辩证统一关系，无疑是对资产阶级的妥协，最终将葬送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第二，历史上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革命教训昭示了以国家为中介的革命与民主在历史上的统一。“革命—国家—民主”作为欠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进路，不仅在逻辑上一致，而且在历史上也是统一的。列宁将这一历史道路具体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的革命时代；第二个阶段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第三个阶段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第四个阶段是共产主义社会。”前两个阶段强调革命时代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的必要性，后两个阶段突出建设时代，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性。“革命—国家—民主”的政治进路同时也体现在历史上革命运动的深刻教训当中。一是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以法国革命为中心，各国革命任务不同，但整体上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时无产阶级参与并获得较为充分的发展。但因资产阶级在进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斗争的同时，提防无产阶级，最终与旧势力妥协断送革命。二是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体现了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特征。以革命方式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正是巴黎无产阶级的英勇尝试。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充分肯定了巴黎公社是人民民主的无产阶级政权，强调以往的革命都不是毁坏军事官僚机器，而只是把旧的国家机器原封不动拿来，然而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所以说，在“革命—国家”关系上，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决定了能否成功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三是1917年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取得十月革命胜利，这一成果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验证了马克思晚年提出的东方社会可以越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设想；另一方面成功实践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专政制度与民主原则。列宁特别强调，苏维埃作为新型国家政权，在国家性质上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民主，它是真正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正是十月革命的成功，打破了以往民主制度的局限，让社会主义民主摆脱了理论构想的范畴，以实实在在的制度形态出现在历史进程中。“不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这包括两个意思：(1）无产阶级如果不在民主斗争中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民主至关重要，只有实现民主，才存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否则就没有真正的公有制，无法防止国家蜕化变质。因此，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尤其重视苏维埃政权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即解决“国家—民主”的关系。然而，复杂的历史原因使得列宁的“革命—国家—民主”三部曲设想和措施没有在俄国实现。
      第三，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成功经验充分说明了以国家为中介的革命与民主在实践上的成就。列宁《国家与革命》中的思想，影响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但因东西方社会发展水平不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效果也大相径庭。当时中国与俄国同为欠发达国家，在社会结构方面相似，十月革命的经验在中国取得成功。毛泽东曾指出：“列宁同志曾著《国家与革命》一书，把国家说的很清楚的。国家于革命后，一切制度都要改变的。巴黎公社所组织的政府，其失败原因之一，即不改变旧制度。以为重新建设一切的中国现在的国民政府，若夺了政权，必定改革一切的，重新建设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指引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历经不懈奋斗，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缔造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新型国家政权，在“革命—国家”关系范式下，成功解决了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的第一步难题。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任务是新建立的国家政权如何巩固，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的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坚持革命与民主、专政与民主辩证统一的原则，一方面通过革命方式，变革生产资料私有制，创造新型国家政权的公有制经济基础；另一方面通过民主方式，以宪法为根基制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创造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形式，从而确立了社会主义民主的两大支柱，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解决了在政治上真正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的第二步难题。但是，建立了民主的国家政权和政治制度，并非就高枕无忧了，本质上还存在着如何将民主落实到日常政治实践当中，使民主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权益，即第三步难题——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也是检验一切民主形态是否属于真正民主的“试金石”。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坚持这一民主思想下，将民主的实践场域从政治民主不断扩大到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不仅丰富了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而且在实践上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运行机制和实操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这“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人民解决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建设的伟大创造，然而，民主的彻底发展以消灭自身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目标。因此可以说，民主发展和建设的历史使命还未彻底完成，新时代必须在原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之路，从而为人类社会民主和政治文明的新形态开创新路径。

摘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