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在东莞十八年》__第六章__漂在东莞的日子__第三部分

      每逢佳节倍思亲。

      中秋节，公司在饭堂搞节日联欢。事先我准备了好多节目，还进行了精心的策划。节目内容丰富多彩，象棋赛、跳棋赛、乒乓球赛、篮球赛、踩气球、猜谜活动等，分区进行。赢了奖品多一些，输了也有鼓励奖，什么节目都可以上台表演，谁想上都给机会。唱支歌也行，奖品丰富，工友们积极响应。二百多人的大厅，围成一个圈，一边看节目，一边吃月饼、花生、橙子、糖果，大家玩得开心尽兴。

      我是整个晚会的主持人，我自己站出来，首先分别用普通话、四川话、河南话报了一次幕，一下子就把大家紧张的气氛活跃了。工友见我能用她们的家乡话报节目，都乐了。我说：“下一个，哪个来唱支歌？哪个，在哪里，站出来，到我身边来。”这是地道的四川广安话，我说得很顺溜。那可是邓小平故乡的方言，引得大家纷纷走上舞台，唱她们自己喜欢的歌。

      那天，还来了一群特别的嘉宾，他们是香港东方时报的实习记者，香港社会大学的新闻系学生。叫什么名字，我就记不得了。只知道，前些年，石排的一家工厂大火烧了厂房，他们在采访中认识了一群打工妹。有个叫王丽的女孩就是幸存中之一。王丽在我们工厂做工，比我来得早，她们自己不讲，事先我并不知情。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王丽才过来，她只跟我说有两个香港的大学生想参加我们的晚会。我邀请他们一起跳舞、唱歌，并参观我主编的黑板报，与员工同乐。

      过了两天，我们公司关心员工业余生活的事迹在香港的《东方时报》登出来了。许多人打电话给余姑娘问好，把我们的老板余姑娘乐坏了。她没花一分钱，广告宣传做到香港了，你说她能不开心吗？一开心就给我把工资加到了她承诺的五百元。我那时进公司刚好一个月，人家说老板这么快就给新员工加薪还是头一回。

      小明表面上跟我说好话套近乎，我总以为他对我没什么意见。后来有一次听李红说，你信他呀？我是要走的人了，不妨告诉你：“阿英，这种人说什么你都不要信，他在你面前尽说好听的，说你能干，说你有实力，有领导力。背后怎么说你？爱出风头，卖弄才情，搞什么黑板报？纯粹是为自己出风头而已，显示她能说会写。其实，这块黑板报是她自己想做的。”

      我说：“是的，李红，我自己真的想做一份企业内刊，发挥自己的才能，同时也为公司出一份力，也希望从中发现一些对公司有用的人才。这难道也有错？我才懒得理那个小明。要勾心斗角找我算是找错对象了。你当面夸我，我就当你是夸我，一样的天，一样的脸。我觉得，无论做什么，只要自己开心、快乐，问心无愧，对得起自己和那份工资，也就够了。至于别人说什么，我才没时间理会呢。我不是一个爱说闲话的人，老板请我来打工，也不是让我来搞事的。做好自己的本分，管你是谁。”

      那段时间，我跟余姑娘有过一次对话。

      余问：“阿英，你来了有一个多月了，为什么你从来没什么话跟我私下里说？”我笑笑，反问她：“老板，你就那么喜欢有人在您旁边告诉您这个不行、那个不好，这个做了什么，那个又做了什么？你觉得这是正常的汇报工作吗？我以为，那只是间谍所为。我身边的工友做他们的工作，我有我的工作，各司其职。对于那些经常不想着怎样做好工作，只想着老板什么时候来告同事一状的人，您不但不能奖励，还得罚款，因为他们把同事关系复杂化了，本来人家没做什么，她这么一说，就成了是非了。老板，您愿意你自己的公司每天有人给你打小报告，然后，人人自危，无心做事吗？那也叫做事？那叫是非小人。”老板愣了半天没说话，最后朝我微微点了一下头，并说：“阿英，你说的是有道理，公司就是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人。”

      我想，我努力工作，别的事一概不管。你小明还能对我怎么样呢？

      订单少了，工厂生产进入淡季，小桦少了许多陪工人熬夜的时间。她坐在写字楼，有时跟我聊聊管理，聊聊生活。小桦是广东鹤山人，大眼睛，短头发，身材苗条，个儿高高瘦瘦，豪爽的个性、风风火火的处事风格，像极了男儿。大家都非常喜欢她，包括手下的员工们，没人对小桦有异议。小明势单力薄，跟小桦吵过几次后，见没人站他一边，也只能在背后打些小报告。小桦根本不理会，惹火了她就跟他狠狠地吵一顿。

      其实，小桦是个很好相处的女孩。她工作努力、样样都亲力亲为，是那种可以独当一面的女子。二十三岁的小桦找了一个男朋友，姓陈，自己做老板，早就想让小桦辞职回家跟他一起创业。但小桦舍不得做了六年的工厂。她十七岁在家乡鹤山做车缝工人，什么都不会，家人都笑话她干不了几天准回家不干，结果，小桦硬是干得有声有色。余姑娘看上她那股子冲劲，硬是把她挖过来做了车间主管，几年后又升任整个厂的生产主管，负责整个工厂的生产动作。余姑娘不在的时候，所有的责任都在她一人身上。小桦是个好强上进的姑娘，没有她做不成的事，小桦没事的时候，就喜欢听我讲建达厂的先进管理。因为建达有七八千员工。厂大，福利待遇好，我们大众厂的新人只要会了，那边一招工，立马就有人往人家厂里跑。也难怪，在一个规范的大厂做员工，人人向往，工人的举动可以理解，谁不想往高处爬呢？

      但这个严重的问题带来的后果就是一批又一批的熟练工人流失，这对公司来说也是一种损失。小桦为我帮她找到这些对策让工员心甘情愿地为老板卖命而特别开心，所以经常找我聊这个事。比如我做的黑板报、文娱晚会这些那边都有，并且做得非常好，我只是依样画瓢，搬过来照用，也尽自己的一份力。

      做了厂刊，效果却出奇地好。员工再也不随意离厂了，感觉在厂里找到了作为主人的家的归宿感。再说改革后工资也上张了一些，加班时间减少了，新员工流失的明显少了。余姑娘当然很满意，因为最大的赢家就是她，她经常说我是大工厂出来的管理人员，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我每天快乐地工作，其实，我每天只用三个小时计算员工的工资日报表，其余的时间就做一些行政琐事。比如后勤的监督，包括饭堂的米和菜过秤、检查员工宿舍、上下班帮员工们开每个宿舍的房门。我像个杂工，监督他们有没佩戴厂牌、接听来电，并且每周要出一期墙报，大多数时候比较忙，特别是招工的时候更忙。剩余的时间就属于我的业余时间了。每天做完工资表与一切繁杂事务，就开始我的文学创作。别人要是写稿组长也许不肯，但我写作是因为要出墙报，谁也不会说我假公济私，因为这也是工作需要。偶尔我还把员工的作品拿来品评、修改，有时也跟小桦她们讨论一番，她们有时也加点意见。我的月工资五百元，再加偶尔有些杂志社寄来的稿酬，日子过得挺滋润的。

      每次工厂放假都是我亲自到各个车间通知的，特别是周六。所以，每次我去车间，所到之处员工们觉得特别开心，她们说阿英姐来了准有好事，明天我们准备去哪儿休假呀？最好玩的是蒋兰芬管理的包装车间的员工了，我有时就逗她们说：“想放假呀，没门，明天见货柜要上飞机，努力工作吧。”她们见我说话不像开玩笑，正失望中。我突然间来一句：“明天谁愿意跟我一起去虎门郊游呀？想去的到阿英处报到。”“哇，明天放假哟，我就知道阿英来了准有好事！”经常是这样，我有时让她们失望，有时让她们高兴得疯了。

      说真的，员工们挣点钱也不容易。所以我在工作中能通融的尽量通融。比如，她们忘了佩戴厂牌，原来是罚款五元的，次数多了，也是一笔不少的数目。这扣那罚的，到手的还有多少？我自己是流水线上做出来的，我知道她们的苦，所以吓吓也就算了，记了名从来没有认认真真地罚过一次款。

      当他们拿到工资，就知道我私底下放了一马，挺感激的。除非太过分的，一般我是不愿扣人家钱的。他们也愿意听我的话。有时，员工之间因为利益上的事发生冲突，她们的主管没办法解决，我只要出面，他们一般都会给我面子的。我能跟他们同吃也能一起干活，他们不会把我当成坐在写字楼站着说话不腰痛的人。

      我是他们生活中的一分子，谁有了不顺心的事，总爱私下里跟我说说。他们都说，这样心情就好过许多。我成了她们的知心大姐，心理咨询顾问，我也乐意做他们的参谋。一般情况下，我能帮到他们的我尽量就帮。

      我做稳了这份工作，而且做得挺开心的，在我的诗中，有意无意中多了一些指点江山、意气风发的感觉。那个时期发表的作品，以描写生产流水线上“蓝领”工人生活为主，曾轰动一时，可称为“蓝领”时期。我的这些作品，写到生存的艰辛和挣扎、生活的感悟、企业与工人的劳资矛盾。不少作品还写到企业主因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或克扣工人劳动报酬所引发的工潮。打工的过程，也是一个梦想破碎的过程，许多人满怀希望而来，看到的现实与理想相差何止万里。也有一些人，在打工中成就自己的梦想。

      我从一些杂志上看到八十年代末的作家作品中开始有人写“包妹”了。有些女孩经不起物质的诱惑，有些女孩也许因家贫所迫，成为“包妹”。我自己在工厂，身边没有这样的姐妹存在，也体会不到她们的生活，但能看到作品中理想被现实生活中的挣扎和生存所打败。

      他们写的是痛与生存，我写的也是生存、成长与感悟。只不过我用诗歌和散文的表达方式，再现生活。我在苦苦的挣扎生存中写着自己漂泊流浪的故事。

      我的那些故事，激励着一批批来自异乡的打工姐妹。对于我们这些农村孩子来说，城市还没有足够的宽容度来接纳和认可我们，我们跟本地人还有许多难以磨合的观念冲突。我的那些东西，真挚、真实，基本上原汁原味，有的是让人感受、咀嚼的生活，线条比较粗，人物比较单调。人与人没有明显的利益冲突。

      当然，我不会写小说，也在工厂，没有那些难以表达的复杂化的东西需要我来表现。我写的都是我们兄弟姐妹们的真实生活，所以备受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