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在东莞十八年》__第六章__漂在东莞的日子__第二部分

风水轮流转，这回轮到我来管招工了。

前一天，我还是四处奔波找工作的人；第二天，我就有资格站在厂外招别的人进来上班了。招工是个生杀大权，别人都想进厂，你永远不能满足她们的需求。想想命运真是很玄的东西。

刚进厂，每天都要不停地加班。辞职的李红还没走，她在给我做交接工作，教我车缝部的工序怎么算工资，包装部的工序我倒是每一道都可以做的。那时厂里比较复杂，生产主管小桦跟公司总统计刘小明的关系不太好，其他部门主管包括厂长在内都站在生产主管这一边。当时，我一来就感觉那个叫小明的统计不太好，他听说我被录用了，他过来带我到他的办公室，只给我说了一句话，李红教你的工作你一定要学会，李红不教你的你也要偷偷地学会，你要多长个心眼。我心想这个人肯定没安好心。也许这个厂有派别之争吧。

香港老板是个女的，叫余昭旋，是个离婚女人。两个儿子都在国外读大学。我们都叫她余姑娘，这是香港对单身女人的一种称呼。余姑娘把小明当自己儿子一样看待，每次从港回厂，都要带一些衬衫之类的礼物给他。

小明来自四川，斯文有加，带一副金边眼镜，做物料成本核算员。没事的时间在车间、厂区踱来踱去，一双手放在后面，若有所思。小明找我谈了两次话，希望我能跟他站在一起。其实，平常我最恨那些不好好做事，一心在背地里搞小动作的人，我就不理他，做我自己份内的工作。

刚入公司，我除了适应工作，还为公司每天没完没了的加班想对策，因为我招进来的工人不到几个月又走了，只要有大的玩具厂招工，我们差不多是帮别人培养人才。我跟小桦还有包装部主管蒋兰芬提过，说我有一个既让工人努力工作，又不用天天拼命加班混日子的好法子。

我对小桦说，你每天按生产进度测试员工的平均速度，而后每天按十小时分配任务，按质量完成任务就下班，加班费照给，晚上爱去哪儿玩去哪儿玩，或者给点电影票给他们，完成的看电影，没完成的继续加班。我的理由是工人们知道反正他每天都要加班到晚上十一点，不管他有多努力，反正死活都得加班，工资未见得高多少；做得快的完成了还要帮别人，一样不能下班，因为是流水作业本，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干脆混日子，慢慢地消耗时间。如果完成就能下班，且加班费照给，那肯定是另一番天地。我自己做过工人，了解他们的心态，我在建达厂刚当小组长时就是这样管理员工的。

后来，小桦觉得有理，商量后在工作例会上提了出来，并强调说是阿英的经历。事实证明我们是对的。改革后的车间一片热火朝天，原来每天十一点还没下班的员工，合理地安排每一分钟。结果，晚上九点不到全下班了，有那么几个快的，晚上六点半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皆大欢喜。一个月下来，员工的积极性提高了，工资涨了不少，但时间也用得少了，谁不高兴！最开心的是老板，第二个月准时给我加了工资。

我发现员工业余时间多，又不知干什么好，于是又跟小桦和厂长袁先生商量，由我负责搞一块黑板报。用两到三块黑板，发展员工的业余文学爱好；利用节假日，每隔一段时间搞一次文娱晚会，既让员工充分地发挥自己的特长，也丰富员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大家一致响应，说我这个办法挺好的。

这样，也可以教育员工怎么用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教他们要团结、助人为乐。这样大家有了精神寄托，打架之类的事就会减少。小明坚决反对，说：“我们公司的员工领工资写自己的名字有些人都写不好，还写什么文章，笑话！阿英，你的想法很好，但难以行得通。”我说：“不认识字的员工只是极少数，大多数员工还是希望业余时间有自己的精神生活的。不信，你找工人打听去。反对无效，这件事我做定了。反正，我不要求公司给我编稿费，也不要求给员工稿酬，这些都是以后的事，先做好再说。”大家都赞同，少数服从多数。管后勤的陈昌极力支持，拿了三块平常不用的大胶合板，涂上黑色油漆，钉在墙壁上，一块黑板报园地就这样诞生了。

1993年5月的一天傍晚，我开辟了一块黑板墙报并自封为主编，一周刊登一期。第一期稿，我利用三个晚上的业余时间，没占用上班时间一分钟，编稿、写稿、画插图，一片绿色的芳草地就这样诞生了。我记得当时写了两篇散文、几首诗，还配了一些图，都是我花几个晚上做出来的。红黄蓝绿的粉笔，在我的手中飞舞着，像缤纷的蝴蝶，轻歌曼舞起来。因为是第一次做，我费了很多心思，包括创作诗歌，尽量满足年轻人的口味。第一期稿子做出来后，很受员工的好评。当员工们知道这些诗都是我自己的原创时，他们被触动了。为了给他们一个充分发挥自己才干的舞台，也为了给员工希望，同时不让自己唱独角戏，我写了个征稿启事，让工友们没事给我写一些文字，散文、小说、诗歌、小品都行，希望大家共同成长，把公司当成自个儿的家。我的黑板报深受工友的喜爱与老板的赏识。有时，路过黑板墙是竟然看见工友在抄摘我的诗文，有时我故意让出版面不刊发自己的文稿，工友们会问：“阿英，怎么不见你的诗，是不是工作太忙？”这让我很欣慰也很感动。

余姑娘回来后，看到公司变样了，员工们变得懂礼貌，也能听主管的话了，特高兴，知道是我这个小文员做的思想工作收到了成效，不禁对我另眼相看。袁先生就说：“余姑娘，当初我本来想不要阿英的，看她那么大的年龄，就是看到她有这能力，才留下她的。”他说的也是实情。当初他是有点嫌我大，如果那时他看出我已经结婚，也许还是不会要的。我也笑着开玩笑：“不要我是本公司的一大损失。袁厂长更是少了一个可以帮他写招工启事的。”因为他感觉我的字还行吧，每次该他写的招聘广告都由我代劳，他省心省力。包括一些抄抄写写，甚至消防考试、统计考试，他都是先拿给我看，而后让我帮他答题。袁先生有个爱好，就是画画。没事的时候，我就请他帮我画插图。他挺开心也特别卖力。

“1992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奇迹般地崛起座座城……”邓小平同志的那次南巡，支持、鼓励改革开放，使民工潮更加风起云涌，“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再次涌现。

那一年，我的处女诗《无题》终于发表在《珠江潮》第二期。编辑部一并寄来了三十二元稿酬，两本样刊。我心里特别开心，心想，终于可以在正规的刊物上发稿了。我把稿酬拿来买了两本诗集，一本是《汪国真诗集》，一本是席慕蓉的《七里香》。剩下的，我就买稿纸和笔。那时候，三十多元的稿酬算是很不错的了，我这一首小诗，也就十二行吧，有这么多，已经很意外的了，超过我两天的工钱。刚开始写东西，模仿的成分比较多，写多了，自然就不用模仿了，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广东的打工杂志大都有我的诗作和散文发表。

此后，我的名字经常在一些省、市级刊物上亮相，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拾。文学成了我的挚爱，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观。靠着这支笔，我从流水线员工到组长、仓管、文员，一年后我成了人事主管。我坚持学习，并且报名参加培训，每天往返于培训班与工厂之间，虽然辛苦，但相当充实。“社会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只要努力，你也可以成为太阳。”这句话成了我的动力源泉。文章发表多了，我的“野心”也日渐膨胀起来，我要出一本属于自己的诗集。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正读着海子的诗歌。每天清晨，我起来是一定要读一首诗的，海子、徐志摩、戴望舒、李白……找到谁的读谁的。诗歌，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我的那篇《阿拉祝福你，打工妹》刊发在《佛山文艺》1993年的第五期。《佛山文艺》有个“打工文学”专栏，因此，这本杂志卖得非常火，读者大概喜欢她原汁原味的厂区文化吧。因为有了民工潮“打工文学”也开始热闹起来。后来，《江门文艺》等杂志也设有打工专栏。那时只要跟打工沾边的杂志都卖得很火，谁做打工文学谁赚钱。能写东西的打工者，写的都原汁原味、感情真挚，体现了打工者的生活和精神风貌，因而受到大家青睐。

桥梓村图书馆创办的“吟香诗社”，即女子写女子编之意。妮子是图书馆的管理员，也是吟香诗社主编。诗报是桥梓村出资印的，不定期印，另有块黑板，用油漆真接写上去的。

我喜欢写诗，那天，走过桥梓文化城，见文化城旁边有块黑板报，是诗歌专栏，女子吟香诗社。第一次听说这家诗社，回到公司写了稿寄过去，很快就有了回音，并且告诉我有时间可以带舞伴参加她们的诗友联谊舞会。我非常想去，但是要加班，基本上是去不了。后来，我又约工友小荣、满妩一起加入了吟香诗社，成了会员，并参加舞会，不久还成了骨干作者。我们为刊物出谋划策，并给自己取了一个大气的名字——汪洋。一不小心在诗社红透了半边天，我成了诗歌爱好者最受欢迎的作者，诗给工友们摘来抄去的，也交了不少文学朋友。诗社最多的时候会员逾百。这段时期是我写作最丰收的季节。

常平镇这几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说我们经常聚会的桥梓吧。桥梓是东莞最富裕的农村，也是当时东莞十个文明建设先进单位之一。1999年还被评为广东省文明村。先不说那里农民的富裕程度，国民产值增长多少，这跟我这个外乡人似乎没有太大的关系。村里新建了图书馆和博物馆，有着浓厚的文化氛围，还有一个莲花诗社，一个吟香诗社。在这个人文背景很好的地方工作、生活，民风淳朴而物质生活富有，这难道不是我的福分？

每晚，只要不加班，我便去图书馆借书看，那里有许多我想要的书和资料。偶尔也去公园坐坐，望着湖心的满塘荷花，慢慢地体味、品尝桥梓文化远祖周敦颐的《爱莲说》而思绪飞扬，不免也有一丝惆怅升起：什么时候，我的家乡也可以建设得这么美丽，那该有多好啊！我喜欢桥梓，不仅因为她富有和美丽，也因为她有文学，我总坚信：有文学的地方就有希望。